清朝时期政府才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

        
发现西部
长久以来，中国大一统的“天下观”是一种混沌不清的观念。一方面，入主中原的各个王朝无不秉持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理念，认为不仅农耕文明区，那无穷无尽的丛林、大漠、草原、雪域，那些或采集、或狩猎、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，同样是天子的臣民。而另一方面，又极力鄙视那些非农耕区域的族群，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民，所谓“东夷”、“西戎”、“南蛮”，“北狄”，都是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。这种错位的“天下观”使得农耕区域的王朝很难对疆域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。在国力强盛时，可以“抚有四海，拓及八荒”，而当国力衰微时，则仅仅只冀望“保障京畿”。
19世纪中期之后，随着西方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觊觎，西部问题开始凸现。在官方，随着军事压力的加剧，中国随时有可能丧失大片西部领土，放弃还是据守的争论使得西部被真正纳入到行政化管理的视野当中。而在民间，随着国外探险家、传教士、科考队对西部的深入探索，国人对西部的好奇心和好胜心逐步加剧。一个全然不同于过往的西部观念开始形成。过去那种遥不可及的化外之地，被一种色彩斑斓的西部图景所替代。广袤的雪域、草原、戈壁，多彩的宗教、文化、文明，丰富的生物、矿产、文物……所有这一切，都完全打破并更新着国人对西部的理解和想象。
如果说，对西部的地理发现，是早在张骞时代就完成的话，那么，这一次，则是对西部的全新发现，是一次博物、考古、民族、语言、艺术等等方面的大发现。正是在这一发现过程中，一个由“藩服、边疆、郡县”环绕构成的老大帝国轰然坍塌，代之以一个“世界??中国”的观念下的现代中国。
也正是外力的刺激下，西部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日渐突出，遥远的、化外的西部一步步被摒弃，后方的、心腹的西部一步步被认同，当抗日烽烟燃起之时，西部竟成为这个国家惟一可资凭借的容身之所。如果说，西部，作为华夏族的诞生地，以其包容，宽广、融合、混杂，孕育了这个国家的形成的话，那么，这一次，它仍旧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，混合了数千年来被农耕与游牧，农耕与狩猎的不同文明形态而割裂形成的隔阂。这一次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西部不惟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延续，也见证了一个混合多元的“中华民族”的诞生。
从“边疆”到“西部”
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勘界、订约与谈判，由郡县、边疆、“藩服”和“远夷”构成的那个天下图景，日渐地消失了；取而代之的，则是“西部”、“中国”和“世界”，是那些崭新的、来自西方的地理视野。划定西部边界，或者说从“边疆”到“西部”，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开端。
   图说：彩色雕版画：《中国长城》，GeorgeNewenhamWright(1790-1877)1843年作。图/华盖
故宫博物院藏画《禁苑种谷图》。清，焦秉贞作，取材于宋代贤后故事。禁苑耕种以示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。资料
1874年12月10日，在《筹议海防折》中，李鸿章提出了“暂弃新疆”、专务海防的主张。他认为，在新疆叛乱、东南多事的情况下，与其以有限财力去填西北这个无底洞，不如专务海防、“备东南万里之海疆”。毕竟，与华北、长江流域相比，新疆不过是“数千里之旷地”；毕竟，作为遥远的边陲，“新疆不复，于肢体之元气无伤；海疆不复，则腹心之大患愈棘”。
不仅如此。李鸿章认为，新疆可有可无，乃至得不偿失：“新疆各城，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。无论开辟之难，即无事时，岁需兵费三百余万……已为不值。”何况，兵危战凶，在阿古柏叛军兴风作浪之际，谁敢说新疆一定能收复呢？何况沙俄政权虎视眈眈，“即勉图恢复，将来断不能久守”；又何况，在“一国生事、多国构煽”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，此举会不会引发列强的连锁反应呢？“论中国目前力量……尤虑别生他变”。
这份洋洋洒洒、长达九千余字的奏折，完整展现了这个洋务派领袖的个人风格：重实利、诫意气、视“维持”为大局。那么，李鸿章有没有意识到呢？在他视新疆如鸡肋，而东部是“肢体”、“腹心”的话语背后，包含了中国人“天下观”的一种千年错位？
“中国”和“天下”
这种千年错位，表现为“中国”与“天下”的混沌叠合，官方话语和普遍感受的长久割裂。自从公元前11世纪周人在陕甘流域初崛起后，它就没有间断地宣扬着自己的“天下观”和“天命观”：一方面，不仅农耕文明区，那无穷无尽的丛林、大漠、草原、雪域，那些或采集、或狩猎、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，同样是周天子的臣民，所谓“普天之下、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、莫非王臣”；另一方面，作为天下的正统，农耕民族有着天然的使命，去教化、同化、归化那些未开化的人群。而在未开化之前，这些部族只能视为“非我族类”，无论“东夷”、“西戎”、“南蛮”还是“北狄”，均如此。
这就是“大一统”的观念，这就是“华”、“夷”之辨。它不仅是话语的，它还是历史的：几乎立国之初，仅有六、七万人口的周人，就向广袤区域四面进发，进行前所未有的武装拓殖；他们一路出潼关、过河洛，经营黄河下游，势力直抵海边；他们另一路过武关、向江汉，影响蔓延至江、淮流域。他们开辟山林、推行农耕、建立城郭、同化土著……周初封建的七十一诸侯国，大致囊括了后来千余年的农耕文明区。
在三百余年的拓殖后，“东夷”变成了“三晋”、“齐鲁”，而“南蛮”也同化而为“荆楚”。一个延绵三千余年的东方大国，渐渐成形了。然而，向西、向北的两路扩张，不仅从来没有着手过，乃至几近无人提及。
这涉及到西、北两路特殊的地理状况：燕赵以北、秦国以西的广漠土地，不仅地广人稀，而且降水量太少，无法种植庄稼，无法推行农耕。如果说周人之所以自居为天下正统，是因为农耕、农业象征着历史的主流的话，那么，“皮之不存，毛焉附之”？以封建为形态的政治制度，以及以周礼为核心的生活方式，自然也无法推行到那里。
不仅如此。这个现实，还催生了万里长城：后人已经发现，秦长城的各处旧址，都在降水量400毫米的分界线上；而保存至今、因为植被破坏而南移千余华里的明长城，也如此。在很大程度上，长城是这么一种象征：它不仅是此后几千年“华”、“夷”的分界线，是农耕文明区和非农耕区的物化区隔；它还意味着农耕民族接受了无力扩张的现实，而转为内向的防御了。
“中国”与“天下”概念的混沌叠合、中国人“天下观”的千年错位，正由此而来：在后来的年月，农耕民族仅仅向南部继续扩张，然而周人的天下观，却依旧以“抚有四海”的字眼，代代沿袭；帝王们不关心长城以外的世界，却宣布拥有它；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划定过自己的边界，然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，真实的疆域，仅限于汉字的、礼乐的、衣冠的、祖先崇拜的、文官制度的……一句话，是根植于农业，并仅限于农耕文明区的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李鸿章“暂弃新疆”、专务东部的主张，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作为讲求实际的重臣，即使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天下观的错位，他也厌倦着“名”、“实”的分裂，话语和现实的对抗；在这个意义上，二十多年后谭嗣同变卖新疆、蒙古、西藏、青海诸地，“结其欢心”、“坐获厚利”的说法，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？甚至此前魏源提议的“弃尚未收入内地之定海（今舟山）”，此后孙中山提出的将满蒙交割给日本、以换取支持共和革命的构想，也能在这样的中国视野里，获得各自的解释。
然而，对李鸿章的说法，左宗棠并不认同。